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执教前后十四年，印象最深的前辈，乃施蛰存老先生。这并不仅仅因为施先生在学术上的声誉，而更是因为老先生在数十年凄风苦雨中的从容和镇...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执教前后十四年，印象最深的前辈，乃施蛰存老先生。这并不仅仅因为施先生在学术上的声誉，而更是因为老先生在数十年凄风苦雨中的从容和镇定。

要说学术声誉，施先生与海内外学界所仰慕的著名学者钱钟书齐名，人称“南施北钱”，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其实，这个称谓并不确切，因为这二位学者都是南方人。钱钟书是无锡人，施先生祖籍上海松江，可谓地道的老上海。之所以有南北之分，可能是钱钟书后来在北京出任学术高官，而施先生却一直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默默任教。

没有在大陆经历过数十年的凄风苦雨，要明白这其中的辛酸苦辣，实在是不容易。不少当年退避到台湾或者有幸在美国受教育的成功人士，如今竞相兴冲冲地回到大陆去光宗耀祖，那种心境固然可以理解，但在那样的幸运背后，却像高山一般耸立着不知多少同胞付出的代价。那些遇难者大都是相当有才情的人士，那样的才情又是根本无法以在什么学府读了什么学位那类世俗标准来衡量的。

施先生虽然与钱钟书齐名，但在精神风骨上，却更与陈寅恪相近，要而言之，叫做壁立千仞。最初知道施先生有如此气度，是我出狱以后，被下放到资料室劳动的时候。我在那里看到了施先生做的许多资料卡片，字迹柔中带刚，笔锋纹丝不乱。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卡片是施先生做的，我只是从那字迹上看出做卡片者很不寻常。及至问起，有个老资料员才悄悄 地告诉我说，这些卡片出自施先生的手笔。我当时不由“哦”了一声，敬意油然而起。紧接着，那位资料员又告诉我说，当年施先生在“文革”中弯腰曲背地站在批斗台上遭受凌辱时，照样风度翩翩。头上的帽子被打飞掉了，他捡起来，拍拍尘土，重新戴上，从从容容站回原地，继续挨批挨打。听完这个故事，我当即请我一位与施先生相熟的朋友，带我一起去上门拜访。

随着朋友从狭窄的楼梯走上去，走进施先生的房间时，我看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老人。施先生个子不高，脸色平和。他一面请我们入座，一面赶紧戴上助听器。听我朋友介绍过后，老人眼睛一亮，伸过手来与我相握着对我说，我知道你的，读过你的文章。你现在步我后尘，进了资料室。那地方是变相牛棚，短短几句话，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我当时感动得差点落泪。

跟施先生聊过之后，才知道老人虽然足不出户，但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全都清清楚楚。老人问我，进去后关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是第一看守所。他点点头，对我说，那地方关过很多人。贾植芳以前就关在那里。还有邵洵美，是死在那里面的。

老人又告诉我说，那年事发时，有许多人来找他，要他签名，要他如何如何。他说，我一律回答他们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天下兴亡，匹夫无责，有着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其中最为直接最为简单的就是，管理国家的人在干什么? 在位的权力者们在干什么?凭什么动不动就要叫不在其位的人们去谋其政?凭什么动不动就要叫无权无势的人们去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

老人的这八个字，又让我想起了当年鲁迅指责他提倡读庄子的往事。鲁迅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很喜欢指责没有责任感的人。早在唐朝就有诗人指责过“商女不知亡国恨”。到了后来，读书人书还没有读完，就得“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既然如此，权力者也就不客气了，一到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就使用各种办法，把学生赶到政治斗争的角斗场里，用孩子们的鲜血铺平政途。一场血案过了，回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没有一个政治精英流血，没有一个知识精英流血，甚至都没有一个学生领袖流血。死难者全是一些无名又无辜的普通人。

我想，当年的陈寅恪正是因为看透了这种政治把戏，所以既不去北京高就，也不去台湾躲避，而是不声不响地在南方选择了一所学校落脚，最后写出了千古绝唱《柳如是别传》。

我跟施先生没有谈起过陈寅恪，但我相信他与陈寅恪是相通的。至少是同样的目光如炬，同样的洞若观火。记得他说起过他曾写过的一篇文章，质疑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既然是在群众当中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出来?假如出来了不肯回去了，那又该怎么办?本来都是芸芸众生，为什么要这样的来来去去?

权力者玩弄政治游戏，一个常见的前提就是，，民众的愚昧。至于权力者玩弄文化人，则是大棒加胡萝卜.打过之后，往往小小的一点恩惠，就可以让刚刚挨了打的可怜虫感激涕零。唯有像施先生这么有定力的老人，才会不为所动。有一年，官方给上海的学者颁发大奖。候选人几经筛选，再三平衡，最后尘埃落定，落到了从来没有得过任何奖励的施先生头上。这要在一般的学术老人，上台领奖不是受宠若惊，就是感恩不尽。然而，施先生走上领奖台，劈面一句：你们这个奖发错人了。既不感恩，也不拒领，而是提醒发奖者，此奖发错人了。谦虚也罢，幽默也罢，意味深长也罢，反正听众品出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道。